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语言和思维是同劳动一起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其社会性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新闻语言直接的目的是用来传播社会新近发生的事实，因此，相对于其它的语言形式，其社会性显得尤为突出。新闻语言从来就不是一种超然于社会之外、独立发展、自生自灭的话语系统，其表现形式的诸要素无一不与社会系统诸要素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其一，新闻语言的形态变化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并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劳动为人类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创造了主体，并直接导致了主体对新闻信息的需求。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新闻语言的形态也经历了手势、口头、符号、文字这样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19世纪末电子媒介出现以后，新闻语言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文字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大大拓展了新闻语言向社会渗透的深度与广度。尤其是当代电脑技术的运用和网络化，演绎着一个信息传播新技术的革命，同时，新闻语言也面临着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新闻语言随社会形态的更迭而变化。不同的社会形态会产生各具特点的新闻语言，而新闻语言一旦形成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形态。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舆论一直实行深文周纳、钳制言论的专制主义制度，新闻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浸透了“皇权至上”的印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与资产阶级反专制、反神权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其新闻语言在形式上呈现出个性张扬、多变求新的特点。同时，由于西方的新闻媒体产生的直接动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竞争，为了追逐利润，适应受众不断变化的口味和兴趣，西方新闻记者在语言上又有追求标新立异、刺激的一面。
其二，新闻语言与社会思潮有密切的联系。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掀起了一股“平等、自由、博爱”的社会思潮，他们在古典文化的宝库中找回“天赋人权”利器的同时，突然发现古典语文（主要是拉丁文），作为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已经成为一种僵死的语言，不能够很利落地、很有效地表达那个时代世俗人群的思维活动，于是，革新者便努力去寻找新的语言工具——他们找到了世俗语言。16世纪初，在威尼斯，继而在罗马以及西方其他一些国家，便出现了采用以世俗语言写作的“手抄新闻”。在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向社会广泛宣传变法维新的新思想，致力于新闻语言的通俗化，甚至提出“白话是维新之本”。乃至在科学民主的思潮中，《新青年》高举文学革命大旗，力倡白话文，终使新闻语言问题获得解决。可以说，新的思潮催生了新的文体，新的文体又反过来促使新的思潮向纵深发展。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提出的观念培养论认为，“电视对人们观念等的影响，在于使之主流化或相似化，即培养反映主流文化意识的观念。”格伯纳的表述说明，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培养、交融、纳入到主流文化中去。这个主流文化的核心，就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即：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德”是圣人的“德”，“德治”也就演变了“人治”。这种“人治”的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三，新闻语言的世俗化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城市化使社会结构多元化，使城市本身成为一个社会传播的特殊机体。市民阶层既是新闻信息的受众，同时也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就决定了新闻传播自纳入大众传播的范畴，新闻语言的世俗化就成为不可避免。大众新闻传播在负载政治宣传功能、教化功能的同时，必须十分注重满足社会一般大众对于周围环境和日常生活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来自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多媒体电脑技术应用的挑战，不仅意味着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将带来整个社会信息系统的结构性调整，而且使新闻语言的世俗化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以往和现今的大多数新闻传播活动，传播者和受众角色分明，两者很难交替。而在电脑网络系统中，交互性是重要的特点，受众可随时与职业传播者进行“对话”，发表意见。信息传播由原来的职业传播者单向的灌输式变为职业传播者与受众双向的互动式，一个互联网上的运用者既是新闻信息的受众，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传播者。新闻传播行为的个人化所带来的新闻语言的世俗化也是显见的。更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及电脑网络系统中信息把关管理的困难，新闻语言世俗化的倾向也将变得日益突出。
总之，新闻语言源于社会生活，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新闻语言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错综复杂、交互作用、全方位的联系。因此，我们在研究纷繁复杂的新闻语言现象时，把语言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加以透视性的研究，会使我们对新闻学及新闻语言的研究更加开放，更富有生气，从而获得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